◎ 丁 冰
新自由主義是承襲新古典經濟學自由思想並作為凱恩斯國家干預主義的對立物而產生的保守主義經濟思潮。1979年以後，新自由主義在美國和英國得到積極倡導和推行，並氾濫于全世界；到1990年更發展成為“華盛頓共識”。這一“共識”共有10條政策要求，其中雖然有如加強財經紀律、壓縮財政赤字、降低通貨膨脹等具有一定合理性，但從整體來看，其核心是要實行全盤私有化、市場化和自由化，實質上不過是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推行新殖民主義的思想武器。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和政策，不僅遭到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者的反對，而且許多西方學者也不斷對其進行批評，本文擬對西方學者對新自由主義的質疑和批評作一簡要述評。
一、對私有化“神話”的質疑和批評
私有化是新自由主義最基本的前提和基礎。新自由主義的領軍人物弗裏德曼認為，每個人或每個家庭所要追求的自由，最重要的是經濟自由，但是，實現經濟自由的前提必須“企業是私有的。”以科斯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派還把產權理論和經濟效率聯繫起來，認為企業實現效益最大化的前提必須是產權有明確而合理的界定，即要求產權清晰。英國經濟學家施米德說得很清楚：“科斯的分析指出，公有財產必須取消，選擇制度的規律因之而成為：一切財產應該屬於私人和個人”。在新自由主義者看來，企業私有乃是實現個人自由、經濟自由和提高經濟效率的基本前提和基礎，甚至把私有化吹捧到神乎其神的地步。然而實踐證明，私有制雖然在一定的歷史階段和條件下有進步的積極作用，但也不能絕對化。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就曾對私有產權神話的觀點提出了嚴厲批評，認為私有產權神話會誤導社會主義國家把注意力集中在對產權進行私有化改革上。他說：“這種神話是一種危險的神話，因為它誤導了許多轉型國家把注意力集中在產權問題上，即集中在私有化上。”
2007年1月，美國著名金融家邁克爾·赫德森撰文《私有化的神話和現實》，更對新自由主義者所鼓吹的私有化的本質及其所謂“優越性”作了較深刻的揭露和批評。
赫德森認為，上世紀80年代以後，私有化的呼聲愈益高漲，與“冷戰”中西方發達國家企圖削弱、摧毀俄羅斯的工業和軍事力量有關。他說：“作為一項國際政策，私有化主要是由美國政府的戰略家推動的，目的是要瓦解俄羅斯的工業力量——並以此消除潛在的軍事競爭對手。作為華盛頓共識的主要內容，私有化成為冷戰的終結者。”作者在這裡不僅認為美國鼓吹和推動私有化的目的在於削弱和摧毀蘇聯的軍事力量，而且把私有化政策的成功視為“冷戰”結束的標誌。
然而，新自由主義者，特別是新制度經濟學派以科斯產權理論為依據，硬說實行產權私有是為了提高經濟效率，促進經濟增長。對此，赫德森又以事實為依據，指出所謂私有化能夠提高效率，不過是為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的一種藉口或“神話”。
在宏觀經濟層面上，赫德森提出，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們談的“私有化在本質上比公共運營和公共所有權更有效率”的觀點缺乏依據。赫德森還從收入分配的角度揭穿了私有化能使人們普遍受益的謊言。他說，私有化由於“通過使財富所有權兩極分化以致鼓勵尋租，……它也增強了既得利益集團的力量，後者把經濟力量轉化成政治杠桿，從而以有利於他們自己的方式修改稅法和其他公共政策”。意即私有化只有利於少數資本家和既得利益集團，根本談不上“能惠及所有人”。 赫德森指出這點是完全正確的，只是受階級的局限，還沒有進一步指出，在資本主義私有制和雇傭勞動制下，由於全部剩餘價值被資本家所無償佔有，收入分配只能是兩極分化，而不能惠及所有人。
赫德森在同一篇文章中還對其他種種美化私有化的謬論作了批評，這裡就不一一贅述。他的觀點在西方經濟學中雖然不佔統治地位，但也有一定的代表性，因而值得注意。
二、對市場萬能論的否定
市場萬能論（有的又稱“市場原教旨主義”）是新自由主義的重要內容。新古典經濟學家把亞當·斯密“一隻看不見的手”的市場機制理論推向極端，認為市場是萬能的，只要依靠市場的自由交易，社會經濟就能自動實現充分就業均衡。到上世紀30年代，凱恩斯在經濟大危機的背景下提出了嶄新的宏觀經濟理論體系和國家干預經濟的政策主張，從而在西方經濟學中第一次對“市場萬能論”作了全面否定。到70 年代，隨著凱恩斯主義“失靈”，弗裏德曼又在自己現代貨幣數量論的基礎上重新肯定市場萬能論的觀點，主張實行只關注貨幣供應量的“單一規則”，讓市場機制去調節一切社會資源的配置問題，即不論是私人產品還是公共產品都要讓市場機制去調節和安排，反對國家干預。從而主張政府職能最小化，認為政府的基本作用是充當市場的“裁判員”。 這就是所謂“市場化”或“市場萬能論”。可見“市場化”與“市場機制”是有區別的，前者是把後者推向極端的一種通常的說法。
弗裏德曼的市場萬能論建立在他的新自由主義先驅馮·哈耶克個人自由至上的思想基礎之上。他認為，只要按自由市場機制辦事，一切社會經濟問題和個人自由問題都可有序地迎刃而解。然而事實是產品的市場交換在表面自由平等的背後卻掩蓋著極不公平的事實，以致會引發種種社會問題，直至暴力，人們所追求的個人自由也只能化為泡影。許多西方學者特別是左翼學者對此也看得非常清楚。如美共經濟委員會成員瓦迪·哈拉比（Wadi Halabi）2007年12月23日在美共《人民週刊》發表文章說：“弗裏德曼稱讚‘自由市場’，卻對維持市場極不平等的交換必然需要大規模使用暴力——軍隊、警察、監獄視而不見。皮諾切特統治下的智利就是一個赤裸裸的案例。”可見，自由市場化政策也並不是像其倡導者所想像的那樣可以實現個人自由的目的。當然市場機制在一定範圍內對配置社會資源有其不可替代的積極作用，因此，人們在經濟建設中，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積極作用是合理的、必要的，但若把它誇大到“萬能”的地步就有失偏頗了。
值得注意的是，對市場萬能論持否定態度的，在西方國家中不僅是左翼學者，有的右翼金融家在事實面前也是如此。例如，美國著名的國際金融家索羅斯在談到當前美國金融危機的原因時說：“眼下發生的事情令人難以置信！這是我所說的市場原教旨主義這一放任市場和讓其自動調節理論作用的結果。危機並非因為一些外來因素，也不是自然災害造成的，是體制給自己造成了損失。它發生了內破裂。” 應當說，索羅斯的這個說法是有相當見地的。
三、對自由化實質及其後果的揭露和批評
這裡說的自由化主要是指“華盛頓共識”所強調的國際金融自由化、貿易自由化、投資自由化。
上世紀70年代以後，在新自由主義氾濫的大潮下，金融自由化表現特別突出，掀起一股強勁的金融創新浪潮，原來的金融管制被逐漸淡化。由於放鬆金融監管，金融衍生品愈來愈多，形式愈來愈複雜，最終導致從2007年8月開始的以“次貸”危機為導火線的世界性金融海嘯和經濟衰退的產生。可見，金融自由化所帶來的後果是嚴重的，美國前聯儲主席格林斯潘2008年10月23日在國會作證時也公開承認，自己掌管美聯儲期間曾疏于對金融業的監管，助長金融自由化發展是一個“錯誤”。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還指出，美國當前這次危機是整個近30年來世界經濟危機的一個延續。他說：“墨西哥、巴西、阿根廷、泰國、印度尼西亞都已經歷過了，現在是美國”。意即近30年來，無論是拉美各國的金融危機、東南亞各國的金融危機，還是當前美國的金融危機（現實際已發展為世界性的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都不過是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所產生的結果。格林斯潘和克魯格曼都是推崇自由主義的，但他們也沒有回避新自由主義帶來不良後果的現實。
就投資自由化來說，“華盛頓共識”第7條規定，要“全面開放，讓外國進入直接投資，取消各種障礙。” 這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無異於是要自己完全敞開國門，放棄獨立自主地興辦和發展民族經濟的權利。雖然引進外資有利於吸收外國，特別是發達國家的資金和先進技術、管理經驗，但若無條件、無選擇地任由外資進入，由於發達國家一般在資金、技術和管理方面都佔有競爭優勢，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就很容易被外資所控制而處於依附地位。因此，發展中國家對外資既不能一律拒之門外，又不能無條件地任其進入，而應有適度的規模和限制。
就貿易自由化來說，“華盛頓共識”第6條規定：“貿易自由化，清除非關稅壁壘，並實行低關稅率”。這實際是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要求，以使自己過剩的產品能搶佔發展中國家的市場。發展中國家由於自己企業的經濟技術發展水準一般比較落後，需要關稅和非關稅的保護；而發達國家憑著自己的經濟優勢，又往往實行雙重標準，對自己實行保護主義，同時又要求對手實行自由貿易政策。從經濟發展來看，幾乎沒有一個發達國家當經濟尚不發達時不實行貿易保護主義，當經濟發達以後又高唱自由貿易主義，而且即使這時自己也未排除貿易保護政策。昔日，19世紀中葉的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因自己祖國的經濟還比較落後，就堅決主張實行保護主義，並提出作為保護主義理論基礎的國民經濟學與英國主張的自由貿易相抗衡，就是一個落後時需要保護的典型案例。今天，發展中國家也沒有擺脫髮達國家保護主義的束縛，正如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家丹尼·羅德里克在評價WTO時說：“在貿易領域，WTO已經對發展中國家強加了一系列令人生畏的義務，而且毫無疑問，每一輪新談判都將進一步勒緊腰帶。”正因為如此，WTO在1995年成立以來，國際貿易中的保護主義並未削弱，傾銷與反傾銷、保護與反保護的摩擦不是減少，反而有所增加。據統計，1995—1999年，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摩擦立案訴訟的就有89件，佔總數的48.1%，而這一指標到2002年上升為123件，佔總數的44.5%。在這些摩擦中處於弱勢的自然是發展中國家。可見，新自由主義者所高喊的貿易自由化實際不過是企圖使發展中國家和貿易對手服從於自己貿易需要的一塊遮羞布而已。
四、對新自由主義的推行和後果的分析
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推行新自由主義的手法多種多樣，無所不用其極。除了在思想理論上廣泛傳播，或者派人遊說、策劃、培訓信徒等等以外，在實際行動中還運用自己所控制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WB）、世界貿易組織（WTO）等國際經濟組織來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同時還在各種“援助”的名義下來強制發展中國家接受新自由主義改革模式，以便把發展中國家統統納入自己控制的世界體系，加強對世界勞動人民的剝削。
斯蒂格利茨曾擔任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他深知其中內情。發達國家通常是在對窮國進行援助的名義下，通過推行新自由主義來進行掠奪。而這個過程一般運用IMF、WB 、WTO等國際組織。他把這個過程劃分為四個步驟：第一步，私有化。他說，國際經濟組織要求受援國進行私有化，而推行私有化的領導人則從削價出售數以億計的國有資產中，撈取10%的回扣，中飽私囊。第二步，資本市場自由化。這是IMF、WB對窮國的“拯救計劃”，要求受援國允許資本自由流進流出，一旦投機者抽逃資金，國家的儲蓄在幾小時、幾天內就流幹了。第三步，價格市場化並引發騷亂。像1998年，IMF要求削減對窮人的食品和燃料補貼以後，印尼爆發了騷亂；玻利維亞2000年發生的水價騷亂，2001年2月厄瓜多發生的水、燃氣價格騷亂則是由世界銀行引起的。斯氏還揭露道：從世行對厄瓜多的 “轉型國家援助計劃”的秘密報告裏看出，世行就希望他們的計劃能激起“社會不安定”。一旦引起騷亂和動蕩，又引起新的資本恐慌性出逃和政府崩潰，外國公司則可以乘機以“跳樓價”買到那些價值連城的東西，比如礦山開採權或港口。第四步，自由貿易。作為一個內幕參與者，斯氏把這種自由貿易比作鴉片戰爭。他說：“與19世紀一樣，歐洲人和美國人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到處衝破壁壘打開市場，卻阻礙第三世界的農產品進入他們的市場。鴉片戰爭中，西方用戰爭來推行他們的不平等貿易。今天，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使用的金融和財政手段幾乎一樣有效。”斯氏還說，把以上幾個步驟的圖景綜合起來，“我們發現：在這個體系（指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引者注）中有無數人的利益受到損害，而明確無誤的贏家只有一個——西方發達國家的銀行業和美國的財政部。”因此，他最後說：“解決這個世界貧困和危機的辦法很簡單：消滅剝削者。”
斯氏作為一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對新自由主義如何掠奪窮國人民的過程、手法和實質竟有如此深刻、徹底的理解，如果沒有務實的精神是根本不可能的，實在難得；同時他看到，只有消滅剝削者才是解決世界窮困和危機的根本辦法，這就不僅需要有務實的精神，而且說明他已具有相當正確的理性認識和正義感了。
新自由主義自上世紀70年代興起以來，給世界經濟帶來的消極後果是十分嚴重的，西方不少學者都毫不隱諱地承認這一事實。從全世界範圍來看，新自由主義所帶來最明顯的消極後果，除前述釀成當前嚴重的國際金融危機、經濟衰退外，還促進了世界貧富懸殊的兩極分化。美國經濟學家詹姆斯·佩特拉斯認為，在我們的時代，新自由主義私有化關注的是利潤而不是生產，它僅僅導致國際壟斷資產階級在全球範圍內對現有財富和資產進行掠奪，“在任何地方都沒有導致生產力的蓬勃發展”。 拉美和歐洲的一些知識分子1997年2月在荷蘭舉行的一次會議上指出：最近20年“結構性失業嚴重，得不到保護的工人不斷增加和社會緊張形勢不斷加劇，是新自由主義造成的惡果”；“為全球的新自由主義付出的代價，不僅是造成歐洲和美國勞動力的貧困化和大量失業，而且導致大部分第三世界國家的貧困化和經常侵犯人權”。這個論點無疑是正確的，世界銀行提供的數據也支援了這個論點，世界最富國家與最窮國家人均收入差距，在新自由主義剛興起時期的1973年為44：1，到2000年擴大為727：1，即27年間貧富差距擴大了15.5倍！
以上說明，隨著經濟實踐的發展，已有愈來愈多的人認識到了新自由主義的本質和消極作用，就連有務實精神的西方學者都坦言不諱。（作者：首都經貿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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